梅 伟

摘 要：战国时期，策士辞令的生成是有着深刻社会背景的。战国策士辞令作为一种时代文体，和当时的学术背景密不可分，百家争鸣的学术热潮则是其学术背景。文章重点通过文体背景、政治背景和学术背景三方面来综合论述战国策士辞令的生成背景。
关键词：文体背景 政治背景 学术背景

　　历史进入战国时代，春秋时期大量的诸侯国几经兼并而合并成七个大国，于是，原来相对繁琐的辞令逐步演变成相对直接、有效的陈词奏对，这就是策士辞令生成的文体背景。同时，为了争霸称雄，诸侯国纷纷变法图强，逐步在社会大势下崛起的策士们，前赴后继地在庙堂之上一展治国方略，社会形势的转变，也无形之中构成了策士辞令产的政治背景。

一、文体背景

　　毋庸置疑，战国策士的横空出世不是社会的突变，而是时代发展的产物。因此，对战国策士辞令研究就必须从时代文体背景出发来探索其出现、发展的成因，挖掘其内在的文学之美。就辞令本身而言，各时期名称不已，孔子曰“命”，唐代刘知几称为“辞令”，清代章学诚等人谓之“辞命”。虽名称不同，但由此可以看出，辞令的一般功能是传递信息、沟通有无。《周礼•春官》曰：大祝掌六祝之辞，以事鬼神示，祈福祥，求永贞。一曰顺祝，二曰年祝，三曰吉祝，四曰化祝，五曰瑞祝，六曰笑祝。掌六祈以同鬼神示，一曰类，二曰造，三曰褚，四曰禁，五曰攻，六曰说。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，一曰祠，二曰命，三曰语，四曰会，五曰祷，六曰沫。[1]

　　为了彰显周礼的丰富性，辞在这里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一整套的六祝之辞为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依据，同时，辞也作为一种表达而出现历史的文献中。对于“一曰祠”的表达，注家们作了很好的诠释，东汉初郑众曰：“当为辞，谓辞令也。”郑玄则进一步解释道：“‘一曰辞’者，交接之辞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‘古者诸侯相见，号辞必称先君以相接。”[2]由此可见，“辞”是诸侯国之间互通有无、进行邦交的礼仪性辞令。而在春秋时期，负责邦交的大臣被称为“行人”，因此，行人辞令作为春秋时期辞令的研究主体，就成为战国策士辞令继承、发展的直接源泉。

　　春秋行人辞令有着显著的时代特点，它的发展成熟为战国策士辞令的生成、发展奠定了基础。为了更好地解读春秋行人辞令的特点及影响，就必须对春秋行人进行解读。“行人”作为列国的外交官，其出访一般都涉及邦交大事，因此，“行人”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实力，从而对“行人”的自身素养就有了时代最高要求。

　　首先，守“礼”。自周武王分封八百诸侯王天下以后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爵位的设定使得整个社会等级森严，同时又颁布《周礼》，为各个阶层制定了不同的礼节，因此，守“礼”就成为贵族们的身份象征。出使他国的行人，就更需要做到知礼、守礼。诸侯邦交意义重大，在不断兼并的过程中，邦交礼仪就显得更加重要，尤其小国接待大国、弱国接待强国，大而言之，失礼灭国；小而言之，无礼丧身。

　　其次，通《诗》。诵《诗》是春秋时期外交场合的特殊语言。《汉书•艺文志》曰：“古者诸侯、卿大夫交接邻国，以微言相感，当揖让之时，必称《诗》以谕其志，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。”[3]邦交之时，双方诵《诗》开启平等对话，同时以《诗》论道彰显才情，个人才学、气度以及国家地位尽在其中，这种空前绝后的文化现象为后世学者所关注。《诗经》是外交人员的必修课。因为，精通《诗经》可以帮助行人提升口才。孔子说过：“诵《诗三百》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。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[4]因此，无论是社会风气，还是自身需要，通《诗》都成为行人们必须具备的素养。

……

（梅伟 河南郑州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451200）
（原载于《现代语文》2017年11月上旬刊-学术综合）